烟草的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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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体 〗〖 关闭 Close  作者:来源:北京晚报  更新日期:2018-10-24

美洲的烟草16世纪传入中国,有怎样的传播历程?

??中国如今有3.5亿烟民,是世界上毋庸置疑的第一烟民大国,但我们对这种外来植物进入中国后的近500年历史却所知不多。近期出版的美国历史学家班凯乐的《中国烟草史》,可以说是该领域的锚点之作,这是一部较为全面的烟草社会史,涉及生产方式、消费阶层及空间、摩登文化等诸多主题,让人得以从这个细小的维度窥见另类的中国故事。

??荷兰制图师扬·纽霍夫(Jan Nieuhof,1618—1672年)在1655至1656年随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代表团访问了顺治的宫廷,他写到大多数士大夫携带“两个小荷包,里面放着烟草”。康熙时代来自江南地区的一些著名士大夫则是公认的老烟枪,例如陈元龙、史贻直、尤侗、沈德潜以及苏州的翰林学士韩菼等。 

??社交广泛的江南学者精英主导着晚期帝国的文化景观,至少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而言,烟草的致醉性及其在接待客人时的实用性使之成为一种受欢迎的物品。在明末清初,士大夫和告老还乡的官员通过一系列休闲活动来维持广泛的跨地区社交网络,烟草巧妙地融入了艺术家、诗人和文人所享有的休闲文化和男性社交活动。被这样一些人接受后,再通过直接的社会接触以及间接地通过17世纪末开始出现在印刷品上的诸多关于烟草的诗歌和掌故,进一步向他人传播。当时文人组成的各类文社中,吸烟十分流行,例如扬州邗江吟社中,许多成员都写过关于烟草的诗。

??社团中最著名的一位厉鹗是浙西词派的领袖,有一首词《天香》写的就是烟草,词里称其为上天赐予的“瑶草”,当然这种瑶草或许是让他在1752年死于肺病的原因。该社团另一位著名的成员全祖望写了一篇《淡巴菰赋》(淡巴菰即tobacco),总结了烟草的诸多优点:“将以解忧则有酒,将以消渴则有茶。鼎足者谁?菰材最佳……若夫蠲烦涤闷,则灵谖之流;通神导气,则仙茅其俦。”

??但显然也不是所有人都那样放松警惕,也有人对烟草的性质进行了一些争论。当时像方以智、方苞等文人就激烈反对吸烟,方以智以其较强的“科学精神”,认为烟草性质辛辣,走脾胃,最后会伤到肺。当时的一些医生,尤其是养阴派的以及温补派中的张璐等,认为烟草过于燥热,药性强烈,会损耗元气、伤阴,尤其是对体质较弱的南方人而言更不适合。

??但补土派(脾胃派)的医生张介宾和温补派的另一些医生如汪机等,虽然认为滥用烟草会造成疾病,但仍肯定烟草是一味有力的药材。当时很多人认为烟草具有“火性”,所以可以克瘴气、风寒、山蛊、鬼邪、宫寒、杀寄生虫、壮阳等。而明清时江南富裕的精英阶层,生活安逸、饮食肥腻、纵情酒色,加上梅毒的传播,造成普遍的阳气虚劳、身体脆弱。当时的医生认为“阳虚”(阳气不足)正是江南的时代病,所以扶阳,或者说提升阳气就成了很多医生的当务之急,除了人参之外,烟草也成了一味备选补药。

??与纯粹的社会学研究不同,《中国烟草史》还运用了大量文学作品,探讨吸烟作为一种文化的标志,如何凸显了前现代与现代、乡村与都市。

??上海不仅是中国卷烟业的中心,也是文化中心。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文著作中,进口英国卷烟被认为是高档奢侈品的代表,茅盾、朱湘最爱“茄力克”,林语堂喜欢白锡包,鲁迅最喜欢Craven“A”(卡雷拉斯公司的品牌)。

??卷烟在许多20世纪作家的作品里占据显著地位,其中大多数作者都以其作为某种介质来论及乡土中国群体融入全球化资本主义经济的主题。一些立足于上海的作家,特别是那些“海派”风格的实践者,将卷烟奉为在中国新兴的现代性的象征。

??在“新感觉派圣手”穆时英那里,正如李欧梵所言,“体现了一个真正都市化作家的性情和精神”。穆时英把对吸进口烟的嗜好写入了他的小说,在《Craven “A”》里,女主人公的身份与一种外国烟合而为一,这种写法使她成为一件没有生命的物品,其存在仅在诱发男主角袁野邨被压抑的性渴望时才有意义。卷烟与性欲之间的关联贯穿了整个故事。

??穆时英也用不同的卷烟品牌名称来表示角色的阶级和社会地位,凸显了上海都市吸烟文化的局限性。在穆时英想象的世界中,最优秀的品牌,诸如黑猫、吉士、骆驼和白锡包等,都是舶来品,或者是用顶级进口弗吉尼亚烟草制成的。用国产烤烟在上海制造的哈德门牌卷烟是低档和廉价的,配不上成功的现代企业家或老到的都市上流人士。在他看来,只有城市远郊工厂里粗鄙的工人才会抽金鼠或其他国货品牌。在他的故事中,上海的文化和知识先锋都强烈地希望拥有国际现代性的象征。

??而在京味风格的作家中,譬如最著名的老舍,在他的小说和散文中常常能找到一种对卷烟和烟袋的区别使用。在《骆驼祥子》里,老舍将卷烟作为象征,表现祥子从乡村移居到北京后的道德沦丧。从使用烟袋到吸卷烟,既是祥子的变化,或许对老舍本人也是如此,回忆中老年农民悠闲地抽着传统烟袋的形象,是他在废都中找到的逃避严酷生活的避难所。在老舍看来,北京在20世纪30年代正经历经济衰退和混乱,而卷烟则象征着在此背景下西式城市化现代性的潜在危机。由于毫无优势地被卷入了商品化的全球经济,北京正在发生变化。老舍的许多短篇小说都用卷烟来表达作者对此的矛盾心理,将卷烟作为“堕落、现代、外国”的标志,而将烟袋作为“道德、传统、中国”的标志,这种对比用法令人想起许多文化历史学家在京派文学中发现的乡土中国情感。

??在电影、杂志、报纸和烟草广告中,卷烟一直被描绘成西方舶来品,主要吸引的是城市里紧跟时尚的世界公民。相形之下,烟袋被认为是一种乡下的遗迹,只有文化保守派才会使用,他们通常居住在时间似乎定格的落后地区。但这对吸烟方式的内涵的理解,包含着一种误解,即从根本上认为是地点而不是阶层决定了物质现实。“都市卷烟”用于象征所有现代和西方的事物,而“乡村烟袋”则代表“传统乡土中国”,尽管表现了城乡文化的鸿沟,但显然社会经济不平等更能有效解释吸烟行为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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